人文电影与精神生活
人文电影与精神生活最近开始关注“人文电影”这样一个概念。在网上搜索了一下，关于这个概念的文章竟只有寥寥几篇。在我的印象里，“人文电影”和别的诸如“艺术电影”、“小众电影”、“文人电影”甚至“有深度的电影”这些概念一直是并存的。但当我想细究这个概念的具体含义时，却发现并没有像想像中在网上搜索一下词条那么简单。既然如此，索性我就根据这“寥寥几篇文章”结合自己的观影经验来谈谈“人文电影”。
首先请允许我绕开“人文主义”这个概念，直接谈一谈这样一个有关电影的话题：“一部电影应该传达给观众什么呢？”也许有人会说是“审美享受”，有人会说是“作者人格”，再或者是“整体文化精神”，甚至是“实验精神”，当然也可以说“兼而有之”和一些别的答案。这是一个假定的问答情境，这些我设想的答案也多少有些理论依据。但作为一个观众，我的答案是：“电影应当传达给我们一种关怀”，一种被关心、爱护、尊重的感觉，进而能使我们被感动，或者至少能够得到一些慰藉。
细算起来才发现，曾经带给我慰藉或感动的影片是相当庞杂的，就连一些美片都包含在内（对电影，我有谈“美”色变的毛病，但我不否认《阿甘正传》《拯救大兵》《辛德勒名单》确实感动过我）。现在回忆一下这些影片，在其中我总能感觉到一种存在——我想可以说成是“电影作者”的存在，但请不要理解为我是在说某个穿帮镜头——而片中的角色（通常是“主角”或“正面人物”）总是被这种存在注视着、关怀着。当“我”将自己想像成片中的角色时，这种关怀便顺利的转接到我的身上。恰恰就是这种来自“电影作者”的关怀，区别于亲人的家庭式的关怀，它更具社会性，特别是当“我”总是在抱怨社会的冰冷时，它显得尤为重要。这也是我笃信“看电影”这样一种精神生活方式的原因之一。另外，在这样的观影过程中，我不再是一个“窥视者”，而是整个“有我之境”中的“我”。这又使影片本身在艺术水准上完成了一个到达。
对于这样一些影片，起初我以为就是所谓的“艺术电影”，但后来发现，有的艺术电影根本看不懂（毫不讳言，大师伯格曼的《第七封印》我就没看懂），有的看懂了，但没有任何的感受更不消说感动了（像《9歌》等），倒是有的商业片做得诚恳感人——我们习惯将艺术片和商业片对立起来，但我们如果能脱离“非好即坏”、“非此即彼”的二元认识论看待问题，也许会是另外一番情况——《拯救大兵》就不错。
同样也不是所有的“小众电影”、“文人电影”和“有深度的电影”都能感动观众。而用“人文电影”来指代那些感动过我们的影片似乎更为恰当。如前所述的“电影作者”的关怀应当就是一种人文关怀。
下面我将绕回到“人文主义”这个概念来进一步说明“人文电影”。 “人文主义”是西方文化中Humanism一词的译语，也有人把它译成“人本主义”。所谓“人本”在西方文化中是相对于“物本”和“神本”而言的。“物本”是以客体“物”为主，而欲把握其理，则主体方面最当行的机能便是“理智”，理智扑着外物转而活动；“神本”即是要拉空甚至撤消人的主体性，把一切都交付于至高无上的神。那么，由此推析，我对“人本”的理解是：以人为本，认识人，肯定人，关注人的存在与发展。相对应的“人文电影”（或言“人本电影”）也应当是关注人的存在与发展的——这里所说的“人”，从剧中人物起，到观众止——说到底，其核心是“电影作者”的态度问题，这也是我们理解和把握人文电影的突破口。
“所谓的人文电影，就是导演、编剧、演员以及电影组创人员在进行电影制作的整个中，贯穿着的这一种浓郁的人文情怀。并通过这一电影制作过程，将自身对人的关怀，对社会的关怀，对民族的关怀，通过电影的叙述传达给受众。让观众在观看完影片之后，既能从中得到最温暖的最深刻的人文关怀，也在这关怀之余，对自身命运，对社会现状，对民族未来作出深沉的反思。”（郁一一·《中国的人文电影，不允许没落的民族魂》）开个玩笑说，就是：用我（电影作者）的真心，换你（电影观众）的真情。当然，面对一部影片，总会有一部分观众不领情，（有时甚至是大部分观众）但只要电影作者创作中的人文情怀是真诚的，那我还是乐意将这样一部影片归为人文电影（影片的质量和艺术水准以及技术层面的优劣则另当别论）。
依片种来看，纪录片是最具人文电影潜质的。王兵的《铁西区》是人文电影；田壮壮的《德拉姆》是人文电影；杨天乙的《老头》是人文电影；吴文光的《流浪北京》是人文电影。他们关注的人群虽不同，拍摄设备的档次也可以说是天差地别，但他们对片中人的关心与尊重，对社会的关怀与担当都是同样真诚的。最近，我计划拍一部关于“阿干镇”的纪录片。那是兰州附近的一个工矿区，20世纪末该地区煤炭资源枯竭，阿干煤矿破产，加之常年的不合理开采对人居环境造成了严重的破坏，致使人口大量外迁。不到7年时间，阿干镇从最初的10多万人，减至现在的2万多人。我很想纪录下现在仍然生活在那里希望外迁又被条件所困无法外迁的人们的生存状况。在“顽强的生命”面前，那种外来人常有的拯救姿态会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将是对他们的尊重。这样一个“母题”很自然的就激发了电影作者的人文情怀，剩下的就是一些技术性工作了。遗憾的是，这个计划因为“市场因素”而迟迟不能实施，而这也是许多人文电影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人文电影有没有市场？能不能赚钱？（即使不赚钱，收回成本也是必要的）这是一个问题。
除了纪录片，剧情片中的人文电影也多有纪录或纪实的特性，至少也是虚构纪实。从《秋菊打官司》到最近的《盲山》，中国有一批这样的电影。单个拿出来看，人物鲜活，感情细腻，作者自身的感情、感受都与影片捆绑的很好。虽然题材相近，今天说“我们村”，明天又说“他们村”——像《十七岁单车》那种稍带城市风气的影片太少——造成了观众的审美疲劳，但这些电影的价值却超越了其自身艺术价值与商品价值的总和，成为了一种历史存在。它们的存在可以说是一种证明，证明了一个民族的反思。“所谓反思就是人类精神反过来以自己为对象而思之。”（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10页）
“在这种反思中，人们可以对自然、社会和个人的行事有一种理解。这种理解就是一种看法。有一种看法就有一种态度。理解、看法和态度，总而言之，就是他本人的世界观。人都是照着自己的世界观生活的。如果他有一个明确的世界观而对之深信不疑，他的精神世界就丰富了。他的行动就勇敢了。他就可以‘心安理得’地生活下去。虽然有困难，他也可以克服。虽然有危险，他也无所畏惧。……”（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29页）
我个人非常喜欢贾樟柯的作品。从汾阳（《小武》）到北京（《世界》），再到奉节（《三峡好人》），贾关注的是这个大时代当中的小人物，他理解他们，对他们有看法，也怀有一种态度。贾樟柯“爽”了，我说的不是他在电影节上的功成名就，而是指他在创作电影的过程当中，对自我精神世界的丰富。希望他“勇敢”而且“心安理得”地拍下去。
我没有奢求所有的电影都是人文电影，毕竟每个作者拍片子的目的都不一定相同；也不是每一个观众都像我这么矫情，非要看什么人文电影。我只是希望我所钟爱的人文电影能够存在，即使进不了影院，那至少在影像店里有它的一个专柜。我也希望人文电影能有所变，有所突破，不至于让观众和作者都厌烦了。我甚至希望，“背剑上房”的大制作中也能有几部人文作品出现。就算写实性、纪实性这些东西都抛弃了，但只要“电影作者”思考一下态度的问题，那人文电影就不会死。 动物世界不错 电影是为人们服务的，不管什么电影。。。而且任何人的写的影评只是代表个人意见，每个人看到的东西都会有不同的感觉，我也是过电影爱好者，但是看电影我分情绪 不爽的时候看黑色，限制级电影，弹琴的时候会看些摇滚校园，我要成名等音乐电影，安静寂寞的时候需要诺丁山 云中漫步之类的电影 总之 时时刻刻我都会被电影包围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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