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他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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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流逝，沉稳依旧
——近访著名贝司手刘君利
很多时候，一支乐队成就的往往只是主唱个人，在人们眼里乐手似乎只是一个伴奏员而已，所以一个乐手如果要想成为焦点，得到世人的承认，除了过人的天分，好的条件以外，就只有练就一手过硬的技术，从八十年代中期国内开始出现摇滚乐到现在，许许多多乐手的名字都逐渐消失了，而留下来的都是可以经受时代考验的，就贝司领域而言，除了刘文泰、岳浩昆……可能就要属刘君利了。
作为中国早期摇滚乐的中坚力量之一的 刘君利，一九六三年一月二十三日生于北京，自幼学习民族乐器，十一岁开始演奏古典吉它，一九八二年开始对电贝司产生极大兴趣，同时期与北京多家专业文艺团体合作，从事演出活动。 八十年代开始致力于摇滚乐的发展。 90年—95年担任崔健乐队贝司手， 参加了多场全国范围的巡回演出，并赴日本、德国等国家进行演出与交流。96年至今已经为田震、艾敬、韩红等多名歌手制作歌曲。 刘君利还当过一段时间的贝司教师，凭借其良好的音乐修养与认真负责的教学态度，培养了众多全面发展的贝司人才。
第一次听到刘君利的名字是在当年崔健开的那场在当时倍受瞩目的“摇滚乐杀死癌细胞”的募捐义演上，那时的刘君利是一个留着锅盖头很腼腆的小胖子，在台上默默无闻的弹着他手里的贝司，偶尔会与大家一起疯狂的跳跃，但是却显得非常沉稳，贝司 SOLO 弹的也精彩异常，此后就开始注意这位贝司高手，后来在“ ADO ”乐队和“ 1989 ”乐队以及“白天使”乐队的名单里看见他的名字；而此刻眼前的刘君利已经成了一位更加沉稳的中年人，一位饱经风霜的长者，言谈举止严肃认真，使人再也无法把他和当年的刘君利联系起来，但是不得不承认，和刘君利聊天你绝对能感受到他那种与生俱来的亲和力和诚挚。而且刘君利也是一个非常谦虚的人，这些在和他的聊天中同样能够感觉到， 他没有居功自傲，更不会以过来人的口气去教训人，现在的刘君利已经成了贝司老师，他准备将他的所学传授给更多的人，他所提倡的学习音乐不仅仅是技能，而是思想 .追求和挑战的精神。但是当谈到自编教材，刘君利则表现出了惊人的矜持，他认为这件事情只有当自己准备的非常充分的情况下才会去实施，并且要尽量做到尽善尽美，这种责任感让人顿生钦佩之情。
相信大家都不会忘记田震复出时唱的那首经典的《野花》，歌中那种凄婉哀怨让人为之动容，使得这首歌传唱至今，而这首歌就是出自刘君利之手，其实除了教学，刘君利一直就是制作人，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刘君利一定还会靠自己的认真和才智继续创作出类似《野花》等等脍炙人口的经典歌曲来，让我们拭目以待……
记：在我的印象里，你好像一直没有一个固定的乐队是吗？
刘：对，也可以这么说吧。
记：那很早期的那个“白天使”乐队应该是你一手组建起来的吧？
刘：“白天使”乐队也不能说是我亲手组建的，只是当时我们不错的几个人凑在一起组的一支乐队，也可以说是我们发起的吧。
记：那“ 1989 ”乐队呢？
刘：“ 1989 ”乐队好象是从“不倒翁”乐队，或者是“五月天”演变过来的。那时候有几拨人：一个是中央歌舞团的一拨，谷建芬的声乐班，像何勇、鼓三儿、刘元、张岭，他们都是中央歌舞团的；还有就是全总的，像李立呀，小齐呀，胖子，孙国庆，小华子他们是一拨——还有“北歌”的，就是崔健的“七合板”，那时候小臧也是中央歌舞团谷建芬的那个班里的，这么着“五月天”就变成了“ 1989 ”乐队了，不过我倒忘了“ 1989 ”这个乐队名字到底是臧天朔提出来的还是谁提出来的，好象是臧天朔用“ 1989 ”这个名字用了一两年。
记：你是什么时候放下了贝司，开始用这些电子设备作音乐的？
刘：也不是说完全放下贝司，因为我突然发现在中国……因为我非常喜欢制作，大概就是从 90 年左右开始吧，从这时候就开始做歌了，但是也从来没有发表过，当时主要也是机遇的问题，但是我一直就对这个录音制作特别有兴趣，后来就特别注意这个，就开始买一些资料、录音机、四轨机什么的，就开始编着玩，就开始编着作一些东西。最主要还是喜欢制作这个东西。
记：你后来写的歌里面好象要属为田震写的那首《野花》传播的最广，除了这首歌以外，您还写过哪些歌吗？
刘：《野花》是我 96 年写的，我先抛弃说评论我自己怎么样，但是我可以说我并不想作为一个专业的制作人或者专业的作曲、编曲的人，我跟他们还不一样，有些人他们是以为别人作曲编曲为生，他们每天考虑怎么样靠这个来维持生活、挣钱，或者说发展自己吧，壮大自己。而我还是有一搭无一搭，我还是从来没有想过对编曲这个使劲的学习、钻营这个，我只是顺其自然，我只是对这个特别感兴趣，我特别希望那种能自然碰撞的出来的东西，另外我并不想为别人去写歌而去写歌，比如说你跟我约歌我就赶紧给你写。因为我还没有尝试过你给我词，完了我给它编曲，然后让一个人唱出来。我只是把我的动机拿出来，看你这个人是不是特别喜欢我的感觉，如果你能特别喜欢我的这个感觉，而我也特别喜欢你的那个感觉的话，那么这样碰才能来作这件事。如果只是单纯的去为某一个歌手专门去做，事先谈好一个价钱或者怎么着，投稿也好，我从来没有作过这些事情，不能说不想做，只是说我还没有特别投入的去做这些事情。
记：现在你自己的音乐作品大概有多少？
刘：我没有什么音乐作品，对于我来讲可以说有无数个，我过去也跟人谈过这个问题，别人也问说你到底有但多少作品也好，或者说你大概怎么样？如果我想去做的话我就能做，我这么多年没作，但是不能说我没有，但是我的肚子里一直在装着作品，而且我认为音乐没有什么过时不过时，比如说我十年前的动机或者说我二十年前的动机拿出来跟现在的制作手段一结合也一样能行，如果我明天需要多少钱，我没有办法的话我完全可以去做，我现在只能这么说，我可以把它换成钱拿去生活，但是我没有这么做，我没有刻意的去作这些事情。可以说我的作品只要我想有我就能有，基本上可以这么去说吧，如果哪天拿出来没有什么人为的所谓地什么排行榜啊，就是说纯音乐作品来做的话，我相信我作的不会次，因为现在的老百姓很自然的一听就能分辨好与坏，就像《野花》一样顺其自然，像《野花》这样的作品这就是我的风格，也可能有许多人喜欢也可能有许多人不喜欢，人就是这样，不可能让所有的人都满意。所以说有人问你写了多少作品呀，我还真不知道我到底有多少作品。
记： 90 年一直到现在，你就一直没有乐队，一直就是自己作音乐吗？
刘：对，没有乐队。因为在国内乐队有两个概念：一个就是说大家一起发起组织起来的乐队，就是说他们从小组乐队，到成名再到成功，他们都是一个乐队，那么这个乐队的性质就是最后被唱片公司收编也好，或者是唱片公司组织他们也好，那么他们的经济上可能是平均的，多少多少这个词曲是乐队的，或者说是单独的某个人的，但是他们的那种体制是一种乐队的，别管他们发展的怎么样，反正他们就是平均主义，有公司在运作；像我是属于个人发展，职业乐手嘛，谁请我我都能做，但是我们事先要谈好一个价钱，也就是受人雇佣吧。
记：现在的好多贝司手普遍都特别喜欢 Red hot chilli 和煤油炉的贝司手，你对这两个人怎么看？
刘：我觉得他们的东西就是说首先他们有可听性；第二他们有表演性；第三就是他们有时尚性，就是说这样的乐队在国外肯定受欢迎，那么在中国也是一样。作为一个贝司手能够达到这样的地位或者说达到这种效应，我觉得是非常成功的，我也非常红辣椒，我从九几年就知道红辣椒，那时候是崔健跟我说的。我知道红辣椒那个贝司手光着大膀子弹琴这种表演，当然要说打弦比他玩的好的人有的是，红辣椒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的歌词，他乐队的组合，又具备了技巧，又具备了现代人们的意识，这些东西都集中体现出来了，要说贝司手纯技巧上来说我未必认为红辣椒的贝司手是弹的最棒的，如果真拿他和贝司大师来比较的话，他未必就是最好的，可是他们乐队在当时确实起了一种效应，或者说他们组合的时期已经到那了，他们红辣椒已经是一个商标了，我只是喜欢他，但是我并不推崇所有的贝司手都去学他，模仿他。
记：你觉得近几年一些新的贝司手他们普遍有哪些欠缺的地方？比如说心态方面，或者是对贝司这个乐器的认识上面。
刘：欠缺东西这个我们也一样，我们也有欠缺，从咱们中国来说，从摇滚乐传入中国的那一天起就一直有一种氛围，一种浮躁的东西，包括我们当年也一样，当年我学琴的时候也一样，就是虚荣，就是感觉弹贝司很厉害，但是具体的怎么去做，各方面有社会上的原因有教学上的原因，也有环境上面的原因，可能我们那时候的时机相对来说也好也不好，好在哪？好在是因为在国内前人没有，所以你怎么弹怎么有理；不好就是说你没有那么多的机会去学习，没有那么多正确的方法，像现在有专门的学校，有国外的教材呀。而且两个时期，我们那时候是从无到有，现在是从有到丰富，这人没有营养不好，营养过剩了也不好，我们那时候应该是叫饥饿状态，首先从食物上来说就是饥饿状态，每天都在想吃，吃了上顿没下顿，那么那个时候就是一种亢奋的状态，在音乐里面体现的也一样， 89 年那时候既有国际上的气候又有咱们国内的形式，音乐界以及美术界都是一样，现在也一样，条件好了，许多 Punk 乐队都出来了，我也支持他们，这就像当年那些老的人看我们一样，不理解我们一样，所以说不能说谁浮躁不浮躁，每个人都有权利去表现自己，只要你能拿到台面上让许多人去尊重你，或者说很多人去欢迎你，买你的唱片，你就是成功的，但是有许多问题需要学术化，不要有带任何别的色彩，起码不要过多的去渲染它，摇滚乐的那种功效，像什么社会的责任感啊等等。我觉得现在国内的摇滚乐学术化特别淡薄，比如说这个贝司怎么弹，应该对诸如此类的问题多争论一些，应该多有一些学术上的东西，包括教学上面，新的乐手要给予鼓励，老的乐手要给予肯定，中国现在好像还没有注意到乐手这个层次上，像什么评奖、评上榜的歌等等，但是就没有关于乐手的任何评选，而国外就特别重视音乐制作人以及乐手，中国还没达到这个地步，因为毕竟学校也少，而且乐器这种东西本身也没有一个标准，比如考级这个事，新出来的小孩儿我也不是说听的特别多，但是我知道他们接受的东西肯定要比我们现代，听的东西肯定也不一样，虽然我们现在也在努力的去接近，去听现代的一些电子也好，别的音乐也好，我们应该比他们要多一些成熟和经验吧，而他们多的就是朝气，勇敢，反正就是年轻人嘛。
记：你认为未来自己的兴趣会从贝司上彻底转到用电子设备作音乐上来吗？
刘：我从来没有想过，包括我从弹琴的那天起，我真的从来没有想过，也就是说我从开始从事这个行业起我就没有理想，可以说我是个没有理想的人。当时为什么我要弹这个贝司，因为我觉得只有这个东西能够让我踏实下来，我只能作这个，我也做过生意，基本上我什么都干过，除了没有当过兵没有插过队这种经历，我们家可以说就是一个普通老百姓，**也没有受过冲击，也没有高干，到我这里始终都是中庸的。在当年最困难的时候我也能吃饱，可以说我们家就跟普通大部分中国老百姓一样平平安安，所以造成我对音乐的理解也一样，可能我追求的就是那种中庸。学琴的那时候我忽然发现许多的小孩特别羡慕我，老师也特别的喜欢我，我从中可以得到一种快感，一种荣誉感和成就感。为什么当时有钢琴我不弹，有小提琴我不拉，我就是想和别人作的不一样，就是说想做一些标新立异的事，可是我从来没想过能成为大师而好好练琴，其实我并不是个特别勤奋的人，我其实挺懒的，很多的人包括我的同行好朋友说我聪明，说我天才也好，但是我自己知道自己多少斤多少两，我能到什么程度，我到不了什么程度，我也从来没有每天苦练 8 个小时的贝司。反正像我这样的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生存，最起码我觉得我现在过的也还可以，也有觉得钱不够花的时候，也有过过苦日子，但是也没像很多报道的那样每天吃方便面呀，什么住地下室呀，什么拼搏呀，我也没有那样过，我觉得我的日子就是特别顺其自然的就过来了，也没觉得特苦。当然如果说提到买琴也并不是说像现在这样基本上不用考虑就能达到这个目的，那时候还得奔，还得挣，或者说还得先去借钱，不管这把贝司是五千块钱也好，一千块钱也好，都得向家里或者好朋友借，或者是干活什么的。当然现在如果如果让我去买一把更好的三四万的贝司那我也得考虑考虑，不可能立刻就去买，所以说我对音乐的理解也是中庸的，这种中庸的性格可能正好适合贝司手，尤其是像我这样的贝司手，在乐队里我也不显山也不漏水的，我也几乎出来没有跟人争议过，如果我感觉在音乐上没有什么太大分歧的话，我也不会跟人特别激烈的去争论这个问题，我只是回避或者无所谓，但是我会认真的去做，这个对我而言既是优点也是缺点，作为贝司手来将，我觉得可能像我这样的性格多一点应该更适合，太过分的去体现吧，未必就好，可能有些人不一样，但是我观察了一些和我一批的贝司手们大家基本上都是一样——当然小孩我不知道，像张岭也挺平静挺随和一人；像胖子等等，我们在性格上基本上还是很相象的，没有说个性特别强的人，而且正因为你处在这个身份的角色上，所以在乐队里会更理智一些。
记：因为弹贝司这种东西本身就需要一种沉稳，需要一种默默无闻地投入。
刘：对，也可以这么说，当然贝司手也应该有激情，但是不应该太张扬，太张扬也可以，除了玩金属的贝司手，那是一种行为艺术或者说是一种视觉冲击。
记：刚才您提到了现在市面上有些人出的乐器教材粗制滥造，根本就没有担当起一个责任感来，而你说如果你还没有一个十足的把握的话你是不会去承诺作这些事情对吗？
刘：我也不是说我有什么责任感，我也不是说我这人有多高尚，我这人天生就是脸薄，我特别害怕做让人骂我的事，我从小就是这样，我稍微有点什么错心里都很不好受，其实这个你说是优点也是优点，说缺点也是缺点，实际上在某些方面这么多年来我没有冲在前面，这跟我的性格也有直接的关系，我做事还是考虑特别多，就是说我必须要把它作的很完美，这可能也是缺点。别人怎么做我不管，我就怕有人说刘君利写的这是什么玩意呀？真的，我特别怕这些，这个也好也不好，所以说我并不是有多高尚，我并不是说要区去维护什么，我只是认为要做就把事情做到最好。也许我无法做到最好。也许有段时间我的心态变了，也有可能，这种状态我一直保持到现在我还没有说我可以做，没准有一天我就做了，作了以后你骂就骂吧，就像我平时鼓励学生一样，你就弹你的吧跟我没关系，你弹的再次骂就骂了呗，我虽然教给别人，但是总有人问，说你怎么不那样呀？其实这个就是说你在什么场合人和人不一样，实际上我也需要一个特别好的老师，可以和别人交流，也鼓励我“你完全可以这么做，你完全可以录贝司，你完全可以，录出来比国外的大师差不了多少，”我也听过这些话，都说你怎么就不能录呢？我就觉得我真不行，可是如果我走进王府井的书店一翻这些人编的书，你不能说人家这些人的书不好，我只是发现这些人起码没有投入进去，你总不能把小林克己的吉他教材拿过来，翻译了该成中文，但是原谱还是人家的，当然这也是一种经营手段，至于它合法不合法，现在还没有这种相关的法律，可能以后要追究这种责任。我要做的教材就是把我学贝司的经验，我曾经有过的错误是什么，我曾经走过的误区，我要写在这本书里。我没有想过要高高在上，让大家要怎么样怎么样，比如说这段联系曲我当时练的时候怎么着怎么着，跟学生要交流，当然能挣钱就更好了。你只有跟别人不一样你才有新意，才有竞争实力，这也跟我为什么不给人家写歌，不轻易和人合作是一样的心态，我也完全可以写歌写教材今天卖给他明天又卖给他，我只是认为还没有到那个时候，至于以后怎么样我也不敢说，我真不敢说十年以后咱们再见面我会怎么样。人真的不可能完美，你真觉得你完美了吗？就算有一天我认为我完美了，我出了教材了，但是可能我的这个东西还是不完美，尤其是搞艺术的，我觉得我现在要练琴，最起码我要再练一年琴，我才能做这件事，我才能用这些东西，我才能把文字上的东西弄出来。
记：你队电子乐的兴趣越来越大是吗？
刘：对，可以这么说吧，因为我一直在尝试作这个事，你说我特别喜欢这个吧，我未必特别喜欢，因为我现在要搞制作，而这个是我挣钱的一个渠道，所以我必须要了解它，有的电子乐特别好，我喜欢的电子乐是跟吉他结合的那种电子乐，也就是说假如这个电子乐要是没有吉他或者说贝司动机的我就不是特别喜欢，就是说那种特别纯的电子乐我不是特别喜欢。
记：也就是说心里还没有完全脱离开曾经的那种对传统乐器的喜爱？
刘：电子音乐和传统的电声乐器结合的那种音乐我特别喜欢，但是那种特别机械化的纯粹的电子音乐我心里还是不能接受。
记：现在的许多乐队开始崇尚一种纯精神上的东西，也就是说他们认为音乐，或者说器乐占的比重已经不大了，他们更加看重的是生活状态，完全是奔一种摇滚精神，对此你怎么看？
刘：我认为存在的就是合理的，我虽然和他们不一样，但是我非常理解他们，是的，摇滚乐应该提倡这种精神，但是这种精神到底是什么我现在都还没有明白，我没说嘛，是的，我是做过摇滚乐，我也和许多摇滚乐手合作过，可是我没想过那么多，我就是挣钱吃饭，完了我只会弹贝司，要求我去做，作不到也没办法，但是要说让我弹到多高的境界，多高的理想，我可能作不到，说实在的，到现在为止我都不知道什么叫摇滚乐，我自己有时也想想什么叫摇滚乐，反正从 90 年到现在我一直就过来了，你看我是什么样，那就是摇滚乐，可能是，因为我没有坐在中国交响乐团里，我也没有跟其他人合作过，这就是我，精神肯定要提倡的，我想可能要提倡，至于中国有没有 Punk ，有没有那种生活，并不是服饰或者头发上的东西，你要真有那种状态也完全可以，作成那样也是需要勇气的，有一回我在三里屯酒吧一条街开 Patey 的时候就看到好多小孩就是那样，第一我感觉挺惊奇；第二我也去过国外，也见过那里的 Punk ，现在感觉国内也有这种东西了，他们起码敢于那样去做，也说明这人有个性，他最起码敢于标新立异自己，别管人家出于一个什么目的，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他，人家又没招你又没惹你，你就没有必要去排斥他，你也没必要去指手画脚的骂人家，但是要说我有多支持他佩服他也未必，只是觉得他还挺有想法，至于说他的吉他弹的怎么样，如果他要找到我想好好学习，那当然也可以；那他要不想学，看不上这东西，说我就这样，那人家也有人家的道理。
记：这么多年来，而且你也去过国外，那么你认为中国近几年能出现一位国际水准的贝司高手吗？
刘：起码近二十年不会吧，原因就是各个方面与国外还差很多——当然在国外成长起来的我不敢说，比如说美籍华人，或者说他爸爸八几年出国了，生了孩子现在差不多也将近二十岁了，他要学了贝司也许会不一样——但是要说在咱们北京，二十年差不多，十五年吧，因为你要从三岁就开始培养他技术各个方面，再说现在已经开始国际化了，什么时候咱们能跟美国的音乐学校同步或者互勉，咱们去美国就跟现在咱们去柬埔寨一样方便，这样的话就是一种沟通，咱们现在在文化市场和文化领域里还是受着约束，并没有和国外有着特别的沟通，而且咱们在许多方面比如教学方面上就存在着好多问题，而且国家现在对接受摇滚乐这种文化还不是特别的开放，所以说如果想要培养一个优秀的能国际化的乐手起码也得二十年，反正现在是不可能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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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8-20 17:1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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